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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Jeremiah.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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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文化模式的内在统一结构和精神特质  

2010-03-17 11:27:15|  分类: 道德文化---中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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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模式的内在统一结构和精神特质

------中华文明研究之探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然而对于其中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做进一步的探究。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就已构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而自然、人文和科学三重文化价值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的三个要素、三块基石和三大传统,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化奔腾向前和绵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精神动力。道家以为本,取法自然”,着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和生命本真的价值提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传统;儒家取法三代”,为本,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内在价值的提升,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而墨家则以现实性生活的真实性为最高价值追求,趋向于知识论和对象性关系的外在超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主义传统。道、儒、墨三家之学的异质互补、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气度恢弘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模式,而且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与取中致和的精神特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过程中学派分化整合的基本点与活水源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社会、学术背景。如果我们把百家争鸣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自觉建构的话,那么三代文化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则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这一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因为,它不仅渗透和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理想,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诉求预示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帝时代既是华夏文明的开创期,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有关的神话和传说中,圣人崇拜与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为也。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为行陆,作舟以为行水,皆圣人之所为也。《韩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燧人氏。《易·系辞下》云:“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称伏羲作八卦,结绳而为渔罟”;黄帝、尧、舜垂衣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趋向。而依照诸子对上古社会的描述和对圣人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会和治世之道,进而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可以说,这种非西方式的创世神话”,使中国文化不仅呈现出以人为本和向内探求与外在超越相统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致思,也未形成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文神文科学之间的对立和紧张的深层原因。

    

    如果说五帝时代的文化传说集中体现为融神祗、英雄、祖先为一体的圣人崇拜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而成为文化模式建构的价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则无疑为这种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突出地表现在将本来只是根据血缘关系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改造成为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与此相适应,周人则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学到人学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灿然完备的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礼乐人文文化。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时代,特别是进入春秋后期社会巨变,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对历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价值重建则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异化现象,对社会治乱的深切关注,对以前文明的反思、存有和超越,对人生存状况和命运的终极关怀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思考,既是百家争鸣的实质和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与价值重建的动力机制和学术语境。因此,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等问题,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既追寻礼崩乐坏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既探寻人性的最后根据,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质,从而建构了一个以人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的雏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诸子之学在存统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三大传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早期建构的真正完成。

    

    可以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主题,既是百家争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自然、人文和科学相统一的文化模式建构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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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不惟道、儒、墨三家。老子、孔子、墨子亦非道家、儒家和墨家之创始者。其所以以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和墨子墨家为代表,完全是因为他们既是原始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的奠基者和开创者。而以其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结构模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的本质规定和绵延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

    

    吕思勉说:“道家之学,实为诸家之纲领。《汉志》说道家之学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术也。”“清虚以白守,卑弱以自持”,实为道家最要之义。《礼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其所言者,为君人面南之学可知。而其下文云:“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能不治。又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清虚以自守之注脚。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这既深刻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又表明了道家与儒、墨、名、法诸家之学的内在关联。

    

    史称老子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不仅主张回到结绳而治、小国寡民、民无知无欲、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而且更以极富历史哲学的慧眼和宏大的宇宙精神视野,省察现实,反思历史,既看到了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盛极必衰的发展规律,又批判礼乐文明的暂时性和儒家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内在而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不彻底性;既追溯宇宙人生的最后本质,又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个道法自然、万物和谐、各遂性命、充满生机的协调世界;既以自然之道为最高价值追求和目标境界,极力倡导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文明主张,要求人们见素抱朴”,“返朴归真”,“复归于婴孩”,“比于赤子”,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主义传统的先河,而且赋予中国文化以博大的自然情怀和精神特质。庄子继承老子思想,更以审美的眼光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遥的心性人格,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内在张力所在。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取法三代之礼教,并以周文化的忠实继承者的正统之居,建构了一个以为本,和纲纪,而注重内在超越的道德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为古之为己之学的内容;“正南面为古代礼制,二者都属于先王礼教。孔子儒家认为,“天有四时,……无非教也;地载神气,……无非教也”(《礼记·孔子闲居》)。《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曰:“夫圣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礼教教化之义。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论语·仁里》)但他同时认为恭己礼制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克己就是求诸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论语·仁里》)复礼就是恢复礼制、礼教。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中重礼乐教化和道德内省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先河。

    孔子以下,儒分为三,“内圣之学逐渐发展为以《中庸》、《易传》为代表的宇宙本体论传统和以思、孟为代表的心性论传统互补、互动的道德人文主义,4〕并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统一,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但就其本质而言,儒家所竭力倡导的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也不排斥自然和科学,而主张为学为道的统一、见闻所知德性所知的统一、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统一。其天道性命思想中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但并不是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之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儒家以人为本,强调内在超越而非外在超越。可以说,仁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方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独特文化价值理想。

    

    墨学源于儒学,但它不仅与儒学相对立,而且与道家思想相异趣,完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学派。《淮南子·要略》说:“墨者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其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别亲疏。正如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所说:“墨家薄礼乐,而不废《诗》、《书》。不废《诗》者,取其民间生活之记载。不废《书》者,以其载古代帝王之勤劳务实之事业。最能表示中国古代人之勤劳笃实之精神之古代人物,无如平水土躬稼穑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爱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数士君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之礼乐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会经济。5〕其实正如韩愈所说:“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为孔、墨。6〕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那么墨家的思想核心则主要体现在百姓日用方面。当然,儒家所谓”,主要还是道德知识、道德本心或天理良知,而不是关于外物的科学知识,而墨家也不仅仅停留在百姓日用的层面,而是科学形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说儒家学说是价值论的,那么墨家学说则是事实论的或真理论的。而后期墨家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墨子思想中的知识论、逻辑学和科学成分,不仅建立了可以与亚氏逻辑和因明学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提出了大量的科学思想,从而使墨家真正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主义的典型代表。

    

    孔子、老子以后墨家包括名家多受非难,但也不是全盘的否定,如孟子、司马谈、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家强本节用等主张则给予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不仅认为有足取焉”,“不可废也”,而且认为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其实,儒墨之争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最有价值和最具特质的知识论和逻辑学思想却很少提出异议,当然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当然,在正名问题上儒墨两家亦有不同。孔子主张以名正实”,而墨家则主张以实正名”,并进而探求正名之则,可以说儒墨两家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道家不仅主张无名非言”,而且反对为学、求知,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强调超越知识和理性的直觉思维的至上性,并以此作为达致无欲无为而同于自然的心灵境界的唯一途径。但这只是就形上本体而言的,在形而下的范围内道家如庄子同样对语言概念和知性思维的功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道家和儒家都是通过内在超越而达到天人合一状态的境界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与儒家既有相通之处,但同时又与墨家强调天人、物我、主客对立和外在超越的工具理性与逻辑心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说,墨子和后期墨家立足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主张外在超越,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关注外物知识获得的可能与方法,以强烈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形成了与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和以老子道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异质互补的科学主义,而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并蕴涵着向民主和科学道路上前进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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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是富于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学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从本质上说根源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模式,不仅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而且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

    

    道、儒、墨三家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要素和基本模式,首先在于它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春秋以降,学术下移,第一次出现了殊途百虑的文化重构的历史机遇,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思想家,不仅对从传说时代到殷周时期的学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且以其学术思想的原创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互补性,熔铸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从而成为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战国及其以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出现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趋势(《庄子·天理》),各种思想相互对立、碰撞、交融、吸收,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之学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显示出学术交融的博大气象。而经过孟子、庄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则从根本上确立了由孔子、老子、墨子所开创的老学、儒学、墨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基础地位。可以说,直到汉代儒家独尊和佛教中国化以前,以儒、道、墨为代表,融自然、人文和科学为一体的文化结构模式并未改变。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所说:“孔老墨之盛,非徒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从思想内容来看,在这一文化模式中,既包含了对现实的人的心灵与肉体、理想与现实、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识、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矛盾的揭示和理解,也包含了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方面的智慧。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绵延发展的深层原因。

    

    尽管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各自的地位在不断的变化,但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则以其原创性和全面丰富性而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更不以地位的变化和学派的解体而使其思想消亡。换句话说,这种学派地位的变化固然可以左右其思想的影响力和发展状况,使文化模式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形,但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基本精神和文化性质。以墨家为例,秦汉以后几无传人,但其思想多为名家、法家、农家、杂家等其他学派所吸纳,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重要支点。如果说离开了现实生活的物质层面的支撑,只有儒家日常生活的精神超越和道家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墨家这种对现实性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浸润,才有了向外探求的欲望和冲动,也才有了中国古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发展,也才使儒家和道家的超越性追求有了现实性的基础。反过来看,道家与儒家对于超越性人格理想的无限追求又在一定意义上抑制了人的现实性物质欲望的膨胀,甚至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墨学在晚清及其近代的复兴,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或缺性。当人们为李约瑟难题而费劲思量的时候,或者在苦苦探寻墨家中衰原因的时候,或者为西晋学者鲁胜的呼吁无人响应而扼腕叹惜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将墨家学派与墨家思想区别开来。事实上,随着秦的统一,文化整合以成定势,特别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整合以来,作为墨家思想内核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已融入文化传统之中,并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这种学派地位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从客观上抑制了墨学的发展,而且也抑制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深层原因。可以说,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失落,正是由于发展中的这种片面性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既是深刻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其次,道、儒、墨三家之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要素和基本模式,还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在这个文化结构中,“自然人为相对,是指万物自生、自化、各得其所的一种原始和谐状态。人文天文相对,是指道德教化,而不与神文科学相对。自然天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自然的本质规定,“天文又被表述为天道”,天道人道相对应,又从属于自然”,于是自然人文便在本体和境界的层面上获得了本质上的同一性。人文作为的合称,既是关于理想的、理想的人性观念,也是关于理想人格培养的学问。《周易》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关于季节、时令变化的学问,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适时地进行农耕活动;“人文则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表述,主要指社会制度。古代哲学关于天道人道的探讨和论述,就是关于天文人文认识的深化与发展。所谓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则,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道理。天道自然、天道无为、天道至公。它化生万物,没有神力,没有矫饰,自然而然,是人道的基本原则和根据。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文不仅是一种效法关系,而且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所以,在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统观中,它一方面认为人为天地之心”,“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协同者和欣赏者。而对天道人道自然人文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科学以事实认识为目的,形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价值认识、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说科学的意义是在天、地、人三才的认知中,为人的生命存在和人性自觉提供必不可少的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人文的意义则是在天、地、人三才的理解中,既肯定人的顶天立地的性格,又为防止人性异化提供必要的价值指导,从而使人成其为人,成其为人格理想中的君子和圣人,而自然的意义是在天、地、人三才的统观中,为人的存在和行为提供本体论的根据和最高的价值原则,从而在物质和精神、肉体和心灵、情感和理智之间始终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动态和谐。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正如美国学者杜维明所说:“……中国哲学的思路常以既属物又属心,既属主又属客,既属人又属天的存有连续的形式标出。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的运思方法,在历史上确曾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防止了神学的形上观的泛滥。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

    

    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和各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回顾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基本模式,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对于克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超越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实现自然、人文和科学的有机统一,促进经济、社会、科学、教育、文化、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人类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我们的文化建设既不可能割断历史,更不可能推倒重来,而只能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综合创新。

 

 谨此感谢中国道教协会 中国学术论坛 当代文化研究 儒学联合论坛 学术中国 新法家及诸位同道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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