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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Jeremiah.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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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略论“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与形成  

2010-04-10 14:24:30|  分类: 道德文化---中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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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与形成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顺利发展的基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这种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它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谨就 “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与形成,略作考述。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天地是生育万物的本原。《春秋繁露·顺命》说:“天者,万物之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这说明“天”是人类万物的本原。但“天”的本质是什么?《论衡·谈天》说:“天,气也”。“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是指自然而言。《庄子·天道》注:“天者,自然也。”《列子·仲尼》说:“乐天知命”。张湛注:“天者,自然之分。”由此可知,这里的“天”是指大自然讲的。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天人关系。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与人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当时在大自然中与山川、鸟兽以及草木为伍。大自然的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使人类显得渺小无力。加之当时人类的族群非常弱小,基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采集果实、猎取鸟兽来艰难度日。中华先民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且受神灵护佑。在瞬息变化的大自然面前,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依赖的感情。这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只是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因此,当时的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天人合一”观念,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思是说,庄稼,种它的是人,生它的是地,养它的是天。《黄老帛书·君正》说:“人之本在地”。这是说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人以土为本,以水为命,顺天时,因地利,靠人和,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      

相传,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生活在大约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说,远古时代伏羲氏做部落联盟领袖时,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作了八卦,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类万物”来实现人与“神明”的沟通。这里的“神明”就是指大自然讲的。故八卦就是中华先民与大自然进行沟通的巫术手段。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的范畴。八卦的产生,对远古人类克服盲目性有着积极的意义。由此表明,远古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探究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大自然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而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做法,已经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的反映。因此说,自伏羲氏画八卦开始,“天人合一”思想就已处于萌芽状态。 

二、春秋时期“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的解体,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产生,思想文化领域也日益活跃。这时,“天人合一”思想已成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并开始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观念。这在古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记载。 

1、周室王臣的“天人合一”观念。      

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话说:“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类的生存和“动作、礼仪、威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的思想观念。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把天、地、人相联系的文献记录。      

太子晋治世“五则”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飨民之勋力,子孙丰厚,令闻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太子晋是周灵王的长子,自幼聪慧。他已经开始强调用“天人合一”观念治理国家。他所说的“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祗,而蔑弃五则”,是说九黎、三苗的君王,乃至夏、商的末世之君,都上不尊法于天,下不取则于地,中不安和百姓,不顺应时节,不恭奉神灵,完全抛弃了这五个准则。而其中的“上法天、下则地、中和民”的思想,则是对刘康公“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 

2、郑国子产 “天经地义”的“天人合一”观念。      

著名政治家子产将天道与人道明显区别开来。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反对当时的占星术,但是也肯定人与天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记载郑子太叔(游吉)追述“先大夫子产”的言论说:“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仪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里子太叔引述子产遗言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思想,把人事与天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从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讲天人关系,表现了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这里的“天”显然“已不是人格神的含义,而上升到了一般性的原理,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味。”① 

3、楚国观射父“三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国语·楚语下》载:楚昭王(前515年——前489年在位)问观射父说:“三事者,何也?”对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观射父说:“天、地、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 (韦昭注:“乾称刚健,故武。地质柔顺,故文。《易》曰:‘坤为文’。以忠信为行。”“七事,天、地、民、四时之务。八种,八音也。”)这里观射父把天、地、民“三事”统一起来讲,明显表现出了“天人合一”观念。 

4、越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观念。    

范蠡是春秋晚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是辅佐越王勾践称霸诸侯及治理越国的关键人物。他向越王勾践提出持盈、定倾和节事的三个治国方略。《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曰:“为三者,奈何?”对曰:“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王不问,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国语·越语下》载:越王勾践由吴返越第七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耶?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 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今其祸新民恐,其君臣上下……” (韦昭注:“与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与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谦,倾危之中,当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与地,法地也。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之属。” “参,三也。天、地、人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也就是说,想成就霸业就要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要效法地道顺应农时,时不至不可强生;要争取人心,谦和礼让。这是以“天人合一”观念来规范人事、治理国家以及成就霸业的典型事例。 

5、孙子“五事”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该书开卷《计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兵、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是说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一定要把国家的政治状况、天气的寒暑变化、地形的险阻宽狭、将师的智谋才能和军队的管理制度等因素来作综合考察,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项原则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这是用“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探求战争胜负规律的科学论断。 

6、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他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由天道讲起,最后归结到人道上。《道德经》第一次提出了天的起源的问题,认为天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先天而生”的道。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域中四大”,他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专就“天道”与“人道”关系立论,在充分肯定自然规律合理正确的基础上,尖锐地针砭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并提出了具体的救世方案:效法自然。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的学说宗旨在于“自然”“无为”。老子推崇“天人合一”,他由“天道”以说明“人道”,由“自然”以推论“社会”,主张效法自然,推崇无为。老子《道德经》第五章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天地之间如同一个大风箱,越是运动,产生的风量也就越大。博学多识但爱发号施令则必招致失败,还不如保持虚静,顺其自然。老子从修身养性入手,积极提倡勇于退守、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道德经》第十章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让万物生长、繁殖;生养了万物但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但不恃为己功,导引万物但不妄加主宰。这就是最深远博大的美德。关于“自然”与“人生”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辩,他提出了“致虚”、“守静”、“归根”、“复命”四个重要命题。主张以虚心宁静的态度,来随顺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意思是说,达到心灵虚无空明的极致,切实地保持最高度的清净。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就此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万物复杂众多,纷纭变化,但最后都各自回归到它的本原。回归到本原叫做“静”。“静”就是所谓的“复命”。“复命”叫做“常”,认识“常”叫做“明”。不理解“常”而轻举妄动,必然会导致灾难。了解认识“常”才能兼容包涵一切。包涵一切,才能坦然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景附归从,天下归从,才算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是合乎大道。合乎大道,才能永恒长久,终身不会遭受任何危险。因此老子认为天、地、人都要服从盈虚转化、循环往复的规律。      春秋时期的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京畿地区,“天人合一”观念由此沿中原向外辐射,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维观念。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最经典、最全面的。 

三、战国诸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战国时期是奴隶制没落、封建地主所有制逐渐形成的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这时的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许多重要思想家,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天人合一”观念在此时已成为一种被普遍认知的指导思想。兹举其要者说明如下: 

1、《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不相胜”的“天人合一”观念。      

     《庄子·大宗师》开篇就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这是说要把认识天地自然与人的基本属性和作用,作为知识的最高境界。并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就是说天和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可以突破自我的局限与自然感通,达到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和谐程度,也就是所说的“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即主张万物的平等。庄子从物性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并同生。因此,人类应从自我中心的心态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心灵审视世间万物,从而使“天人合一”的观念达到新的境界。 

2、《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孟子以天为最高主宰,他认为人所以能思,是天所赋予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孟子·告子上》)。于是孟子把天与人的心性统一起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知天了。初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在顺应天时,固守地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活动固然不可脱离天时、地理条件,但也不可受天时地理条件的绝对限制。事在人为,人可胜天。只要将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就可以克服天时、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化不利为有利,化小利为大利。这种人本思想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 

3、《管子》的“天人合一”观念。      

   《管子》是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内容涉及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全书充满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例如:(1)、《枢言》载:“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 (2)、《君臣上》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之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3)、《五行》说:“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 (4)、《内业》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夏秋冬,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又说:“凡人之出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5)、《地势解》说:“天载万物,制寒置,行明,次星辰,天之常也”。“地生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得比焉”。“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6)、《版法解》说:“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      

《管子》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是阐明天有四时之象,地有山川之形,民生天地之间。然天生万物、地养万物而“无取焉”,人主要效法天地的包容精神,“容物多而众得比焉”。也就是说圣人要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从而明确肯定了天人的统一。 

四、《周易大传》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周易大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及发挥,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撰著而成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共十篇,使《周易》哲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天人合一”观念遂成为《周易》哲学的核心。      

《周易·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务,万国咸宁。”《彖传》的意思是说,《乾》卦“元始创造”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宇宙自然的万物都依靠它而开始生成,所以说它统领着天,体现着天的意志。云朵飘行,霖雨降落,各类的生物流布成形,显示着丰富多姿的生命形态。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使宇宙自然中的万物各自形成其品德属性,又保全了阴阳会合冲合的元气,以有利于守持正固。阳气从萌芽状态开始而生成万物,又周流不息地运行,天下万方都因此而和美安宁。《周易·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      

《易传》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有机的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气相通、一脉相承。因而,《周易》里面天人同构,一一对应,把天人合一奉为易道。易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作为“天人之道”,它的外延扩大到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说卦传》)。这表明《易传》的内容不过是天地人三才而已。所以,“天人之道”是《易传》所推崇的重要“易道”。它追求的是天与人的统一与和谐。天道、地道、人道和谐一致,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从不把人同自然界隔离,总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考察人同自然(天地)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制约的规律。天道、地道、人道相统一,是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天时、地利、人和,可保国富民强。三才统一的整体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长期坚持的优良思想传统,比起割裂人同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易传》追求天人合一,首称承认天人不同,各守其道,咎吝有别。这不是说天道与人道是相互背离的,而是一体两面,天人是以“易”为连结的中介,《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能“察于民之故”。其次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是一致的,天的规律必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天之动是自然的,人之动是具有意识的,在这点上规律所起的作用各自不同。人之动的规律需要人自觉地认识并加以利用,人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要符合客观规律,要与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一致。人类要与天保持和谐一致,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进行一定的主观努力。圣人讲求仁义礼智信,究尽人性。人性与天性相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方能“知天矣”。《易传》把“天”与“人”相类比,赋予“天”以强烈的“人”性色彩,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理性、道德之化身。人们要与天地合其德,必须要修身养性。      

《易传》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无所作为,应当利用自然规律,辅助自然发展,为人类谋利益。正所谓“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象辞传上·泰卦》)。“财成”即加以裁制成就,“辅相”即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易传》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传下》)。宇宙万物乃氤氲之气凝聚变化的产物,没有超自然的神灵左右,人应当承认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称为“道”。人应当“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掌握万物变化的妙道。人应当发挥其在宇宙中的作用,参与天地化育,“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因时置宜,因地置宜,促成万物的发展。人在参与天地之化育时,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做到“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乾文言》)。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无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人们为了促成事物的变化,应当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此即《彖辞传》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指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应乎人”指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趋势。“顺乎天应乎人”是易学强调的“天人合用”的基本准则。     《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考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维特点是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统一的联系中,《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传上》)。圣人有广博的知识而“知周乎万物”,又坚持原则而“旁行不流”,不违背天命而“乐天知命”,又发挥德行的作用而“敦乎仁”;对于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对于万物则委屈成就而“曲成万物”。其所以如此,在于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即“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是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全面的观点: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注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样“不违”、“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的天人和谐一致的境界,是《易》所追求的。正因为强调天人的统一和谐,所以才反对“过”与“不及”。从政治上说这一整体思维方式的积极意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社会稳定却又是相对的,要在发展过程中求稳定、达和谐。“生生之谓易”,社会在稳定和谐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黄帝内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基本理论重要的经典著作。其生态医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人与天地相参” (《灵枢·岁寒论》)的整体医学观。“人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意义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人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产物。《黄帝内经》指出人生活在“气交”之中,和大地的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物质即自然界有规律变化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 也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过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由此表达了人是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产物,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结果的深刻内涵。

第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素问·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各种食物因为性质差异进入肌体后各有所归。《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即臊、焦、香、腥、腐。臊入肝,焦入心,香入脾,腥入肺,腐入肾;五味即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五气五味进入人体以后,其中精微者输送到全身以养五脏,从而保证生理机能的正常发挥和过程的正常进行。 

第三,人体和自然界有着共同规律。《内经》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不仅共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而且人与自然界存在多种相互通应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腹。”指出大自然的清阳之气在上面为天,浊阴之气在下面为地。和自然界云雨升降的运动规律相同,人的物质代谢也有类似的过程。说明了人与自然界不仅相通,而且简直就是一体。故《内经》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论》) 第四,人体生理机能和病理过程受自然界的影响。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表示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规律。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有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相应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通于春气;脾胃……仓廪之本,……通于土气。”不仅四时气候对人的生理功能有影响,昼夜的变化对人的生理功能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天之内,白天人的阳气行于外,推动着人的各种机能活动,所以人的劳动多在白昼;夜间阳气内敛,人们也由动入静,通过休息而恢复精力和体力。因此,《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此外,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机能。不少疾病的发生是因地而异的。《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人易患痈疡,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北方之人脏寒生满病,南方之人易病挛痹,中央之人易病凄厥寒热。”这是因为致病因素和人的体质特点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疾病也会因地而异。 简言之,老子道法自然的心理结构搭起了框架,庄子鼓胀了想象的翅膀,孟子注进了伦理血液,《易传》添加了清醒的认识,《黄帝内经》高扬生态医学的风帆。“天人合一”观念由于儒道的互补而日趋形成。 

结  语 

我们通过对“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与形成的粗略阐述,大体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1、“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与形成。大致可以说,“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洛阳是《河图》、《洛书》的故乡,而刘康公、太子晋、郑子产、以及老子都生活在河洛地区。刘康公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太子晋的“治世五则”以及郑子产论述“天经”、“地义”、“天地之经纬”的“天人合一”观念,足以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发祥地。 

2、“天人合一”观念的定型与成熟。“天人合一”思想虽然起源于远古伏羲氏画八卦时期,产生于春秋时期,形成在战国时期。而“天人合一”这个成语则出现较晚。西汉的董仲舒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一”观念:“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是没有直接标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宋代邵雍曾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际天人”即是通贯天人,也是“天人合一”思想,但也没有提出这四个字。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他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正蒙·参两》)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就是性命之理,自然界与人类遵循同一规律。这标志着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相当成熟了。因此可以确定“天人合一”观念定型于西汉,成熟于宋代。 

3、“天人合一”观念在古代的深刻影响。庄子认为,能够认识到哪些是天的作为,哪些是人的作为,就是知识的最高境界了。“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庄子·大宗师》)。司马迁作《史记》,“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把探究天人关系作为其首要的宗旨。与之稍晚的杨雄认为,能够通达天地人之道理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儒者;只通天地之道而不通人道者,只能算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这就是所谓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北宋哲学家邵雍甚至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4、“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当今世界,人们在功利思想的驱使下,片面强调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这种强烈的占有和奴役万物、企图主宰宇宙而与自然为敌的做法,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盲目开采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目前,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向大自然回归的呼声日高。西方国家陆续新创立了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文明学等一批新兴学科。这些姗姗来迟却方兴未艾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天人观惊人地吻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不约而同也意味着在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国的“天人合一”中汲取营养,因为“天人合一”早就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归宿和最高境界。因此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现在仍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② 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代表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③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天道生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精粹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而能促进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应大力弘扬。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问题,他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近年来人们强调保持生态平衡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④这样的认识决非国人偏爱而过誉,西方有识之士也大有人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卜松山教授盛赞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通向现代化的一种思想”,“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中国“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的一些重大失误”,那么中国“也许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 ⑤ 而早在1827年,欧洲文化第一代表人物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中就赞叹:“中国人了不起。在中国人眼中,人跟宇宙合二为一,……那么和谐、和睦,这个境界我们西方没有。”⑥ 因此,蔡运章先生说:“在人类历史踏入21世纪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东西方文明将在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发展。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⑦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 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第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③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 ④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⑤ 卜松山《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⑥ 埃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⑦ 蔡运章《周易、老庄与中华文明》,《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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