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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Jeremiah.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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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定位之争(下)  

2010-09-19 11:48:53|  分类: 中国金融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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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定位之争(下) - KC.Jeremiah - K.C. Jeremiah

 

中国国企定位之争(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陈宁远 

 

 

   按照国资委的思路和现在已经实施的计划,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似乎是完全按照市场的一般商业逻辑。从一个微观的企业来说,做好某个企业,无可厚非。任何企业参与市场竞争都要做大做强,要赚钱。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风险,不按照某种哲学的思考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仅仅认为国资委管理国企是用心的,但这也面临着极大的市场风险,而且是系统化的,难以克服的。

 

   比如中国的石油化工行业,基本上形成了国资委旗下的三个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这里不反对它垄断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成品油价格波动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和给全社会带来的不安。

 

   我们仅仅从行业性质来说,国家集中控制石油行业的所有公司,风险实在是太大,而没有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可能。因为国家以国资委的身份成为这三家公司的大股东,做实际控制人,就进入了这个行业的日常风险管理,并且从商业交易的第一线就开始把风险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要知道石油这个行业是高度周期化的行业,其本身在行业景气的时候,非常好,在行业低迷的时候非常困难。国际油价进入新世纪从10多美元一桶涨到最高150美元。这样大波动,中国以国家的举国体制,以商业行为面对市场波动,一旦市场波动超过企业能力,也就超过了国家能力。因为这些企业本身就像政府的一个主管部门。

 


   总之,以国家之大从一开始,就介入日常的商业经营风险,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商业风险不应该高度集中化,而应该分散化。这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就是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周期性行业强的企业中,这种风险意识要特别谨慎才对的。若是市场上有不同所有者的石油企业,尽管它们有可能出现事实的垄断(石油行业的性质决定其大规模上下游一体化的经营倾向),但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是同一个人,其周期风险在一个国家是呈现分散状态的。

 

   石油如此,银行也这样。国资委不管银行,但中国的财政部几乎是所有中国最大银行的实际控制人和绝对大股东。上市的工、建、中、农、交,财政部实际控制了超过70%的股份,银行业也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好的时候非常好,不行的时候要垮的。这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容易看得的出来。但美国政府因为平时不参与银行的具体经营,所以还能够作为最终贷款人出现。中国怎么办?

 

   若是将来中国的银行出现系统风险,一个大股东财政部应该救谁?这里就不算同一大股东事实还形成了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这些都是对投资人的不负责和对市场充分竞争的所有主体的不尊敬的事实。

 

   总之,这些行业的垄断,事实上已经造成了石油资源和金融性风险单一集中在国家身上。国资委、财政部拿纳税人的钱,把经营盈利角度的风险,和国家信用应该在市场出现非理性系统风险时,才能谨慎出手的责任混为一体,不仅不具备道德性,而且降低了国家的高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对国民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

 

   深化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到了破除国有企业能够管好的迷信的阶段。

 

   如何深化国企的改革,和管理出国企的效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过程之中,国家要建立平等主体的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环境的建设,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国家的企业退出来的。因为国家不退出市场,就不能公正地对待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利益体,也就没有任何正常、自由和平等的商业交易。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庞大,我们已经无法简单以卖了之,还市场一个公平。如何在这里做退出?的确考验中国宏观管理经济的能力。因为这样的深化改革,是需要创新的。而且既慢不得,又快不得。慢了,系统性风险越积越大——比如政府唯利是图(唯GDP论,不过是其翻版)影响公信力;比如央企的高额利润和全社会的利益无关,甚至侵害社会利益,都是系统的风险。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原因就是我们对国企的改革慢了!而快了,路径不清摸石头过河之中,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国有资产流失,就难以克服。

 

   在这样的难题交织中,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突破口,或许就是调整好国企和全社会的关系,把国企的行政角色彻底改掉,逐渐将国企的国家控制,改变成公众控制,即把国有企业叫成国民企业,虽然都可以简称为国企,但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民企业,是有天壤之别的。

 

   把本来就是全民财产的“国企”,改造成为股权分散的老百姓的“国企”。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管好全民的国企就不再是国家以一己之力,找一个依法出资人,管理国民的财富。而是按照市场经济逻辑组建的公众公司自己在运行。

 

   这种企业的运行,产权清晰简单、投资主体分散多元,不仅完全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在市场上高人一等可以兼做某种行政的裁判。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国企将将不再是各级政府的下属,不再有任何行政的角色。它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再有任何政府和企业角色不清的混淆。但在这种顺理成章的改革中,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放弃给它赚钱的机器,这可能是比较艰难。谁会拱手放弃自己的利益呢?

 

   但这需要正名,就像中国经济最早的改革是为市场经济正名一样。我们现在也搞一次新的正名活动,重新树立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活动,而不所谓政府的国家经济活动。这样正名的结果,要从原则证明不是政府放弃了给它赚钱的机器,而是国民重新拥有了自己的财富。

 

   先不说目前的国有企业如何,我们先从公开地称呼老百姓的企业开始正名。对于老百姓的企业,中国从来就不说民有企业,而只说民营企业开始正名。一个“有”字和一个“营”字的差别,其实是巨大的。即便不考虑各种政治观点和经济学理论,就论一般的汉语常识,都知道“有”才意味着是自己的;而“营”最多意味你管理,你经营,是否是你所有?那可不一定呢!

 

   改革三十年来,关于老百姓经商,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草根到宪法承认的过程。可是国有、民营一样都是企业,都是市场的行为主体,却有着“有”和“营”,两种不同的公开称呼。这不仅离企业主体都应该国民待遇的理想很远,而且还表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对名不正言不顺传统很在乎的文化,大家习焉不察、从上到下地都认为,民只能“营”而似乎不能“有”。在这样的习惯和社会风气中,想一步到位把国有企业变成国民企业,是不太可能的。

 

   但吊诡的是,改革前早期属于国家的企业,都叫国营企业。改革一启动,才发现这不对。因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产权要清晰,而这样的称呼,据说造成了所有者缺失,以至于产权不能界定是谁的。于是乎“国有”的称呼便应运而生。叫“国有”了,可这并非是想说国不能“营”了,而是想特别清楚界定并强调这是“国有”的——大有非国之他方不能染指之意味和作用,仿佛如此国便能更好地“营”,“营”得有秩序井然。 而事实上这种好、这种秩序,只保护了在国有企业垄断地方,才有高利润,却绝不能说是国有企业经营如何了得。

 

   而老百姓经商,最早叫个体户,后来他们弄大了,叫民营企业。这个称呼改革至今没有人提过有什么不妥的。社会舆论、专家理论乃至政治导向,都无疑义。也许应该如此,民是只能营的,而似乎不能有,即使你写进了宪法,也要受点不同的待遇。那就是在叫你时,给你的名字里,提醒你:私有就有某种罪感。这有辩论余地吗?私有即自私之有,满含道德风险而天经地义,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可见如何建立民有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语境,变“民营”为“民有”,就如同变“国营”为“国有”一样,最终达到变国有为国民之有,将会是相当漫长的历程。因为从上到下,从精英到草根,政府到民间,我们都还停留在民只能“营”,而不能“有”的惯性里。

 

       如此这般可以说,以前的改革需要克服意识形态里“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但现在要针对的“姓国家”,还是“姓国民”。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若不是朝这个方向,不是明确国民经济下的国民财富,再强大国企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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