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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Jeremiah.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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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气候变化何以成为问题?  

2011-12-06 13:30:49|  分类: 环球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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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何以成为问题? - KC.Jeremiah.程小明 - KC. Jeremiah.程小明

 

气候变化何以成为问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王军 
 

   当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公众的参与和关注上。学术界正在兴起的研究热潮以及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空前觉醒由两股力量所推动:一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二是极端天气出现频次的增多促使人们思考和研究如何应对。这既凸现了气候变化事关各国福祉,威胁国家安全,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也表明气候问题涉及众多学科,对诸多学科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范式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学术领域对气候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都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无论是2009年12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峰会,还是世界银行以《发展和气候变化》为题最新发布的“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都足以让我们倍感气候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越来越多科学证据向我们揭示气候异常的情况正在增加,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也在不断警告我们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危险,并长篇累牍地向我们宣讲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国际社会为减缓气温升高进行的种种努力足以昭示,在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的压力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仅靠少数几个国家的行动并不能解决,世界各国只有携起手来加强合作才能解决这一全球问题。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景象却是国际社会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步履蹒跚,无论是少数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推诿,还是一些国家拒不履行国际义务,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变化所进行的“马拉松”式谈判也让我们感受到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的艰巨性。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恰恰表明人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不一,这既体现在学术界,也反映在政策的制订环节上,更流行于公众的认识中。因此,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中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气候变化的一些基本认识,而一些争论和质疑也需要审慎对待。

 

   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引起争论,争论能够帮助人们澄清认识,寻求事物的真实原因。同样,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更何况气候变化本身涉及诸多学科,其跨学科的特点意味着人们可以由多个角度来认识气候变化,这自然会带来人们认识的不一和争论。因此,在我们达成共识以前,尤其在制订出成功的气候政策之前,我们需要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认识达成共识,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无法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一致认识,那么我们就很难制订出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气候变化已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当今全球危机之首,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应对也必须解决。为此,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澄清:一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究竟体现在何处?二是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如此难以解决?以及三,如何看待最近就气候变化真伪引发的“气候门”事件?这一认识上的根本问题又把我们拉回到事物的原点,如果认识问题不解决,那么前面两个问题便无从谈起。

 

   一、危害之大成问题

 

       长久以来,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在一直估算气候变化造成的赢家和输家。尽管气候变化会带给这个星球的部分地区洪涝或干旱灾害,但同时地球上一些寒冷多雨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加温暖。根据“斯特恩报告”的预测,到下世纪初,全球因气候变暖造成的损失将高达GDP的5-20%,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数字。另外,一个更加温暖的地球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气候变化给某些国家造成的危害可能要比其它国家大得多,同时减排给某些国家带来的成本也会比其它国家多得多。证据表明,气候变暖对不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一样的,在全球气温升高2.5摄氏度的情况下,印度遭受的损失将高达其GDP的4.93%,而俄罗斯却可获益。原因大致是气候变暖将使印度大量低洼的地区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许多地方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相同的情况却使俄罗斯原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寒带成为温带,成为宜于人类居住和农业生长的地区。

 

       美国国防部2003年曾发布一份报告,警告欧洲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风暴潮天气,而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将出现大范围的干旱,以及由于难以预料的季候风给中国造成的农作物减产等。该报告甚至提到中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这些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可能会由于气候难民、跨境河流以及可耕地等问题在边境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会由于捕鱼权发生纠纷,而这种冲突还会延伸到海外。气候变化使这个星球上一些地区成为赢家,这主要集中在遥远的北极附近。从理论上看,加拿大和俄罗斯会由于作物生长期的延长而生产出更多的农作物,他们也有可能在最近融化的北极冰冠下发现更多油气田。不过,即使是这些地区,仍然会由于潜在的不确定性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引发代价高昂的冲突。例如,围绕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正在展开一场真正的军备竞赛,目前已有多达十个以上国家对该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主张权利。

 

       美国五角大楼曾对最糟糕的景象进行过预测:随着地球承载能力的萎缩,几百年前人类为争夺食品、水以及能源供给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古老争端方式会重新抬头,按照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兰(Steven LeBlanc)的观点,人类在三个世纪以前一直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些争端的。过去当这类冲突爆发时,大约25%的成年男子为之付出了生命。如果气候变化出现突发的情景,那么战争是非常有可能爆发的。于是,与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人类冲突和战争比起来,少数寒带地区因气候变化而适合农业耕种的获益,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

 

       许多科学家认为,一旦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气候变化的趋势即形成,其影响将是不可逆转的和全局性的——如果不是毁灭性的话。通过计算机模拟,我们也知道,在气温突破某个关键点后,地球上将不会有任何人能够从气候变化中获益,此时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所有人都无法幸免。在一些地方随着严寒程度的降低,农作物或许会更容易生长,但这仅能持续几十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的热应力和干旱程度将进一步加剧。总体而言,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最初能从气候变化中暂时获益的少数国家,其文明路径也将发生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转变。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时间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北极地区正在加速溶解的冰块令人不安,因为它表明这个星球正在变暖,而冰块的减少又加剧了变暖。沉睡多年的白色冰块可以将照到地球80%的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中,而现在新露出的蓝色海水却会吸收阳光的80%,这一正一反两个过程导致气候变暖过程加快。还有其他的一些反馈循环也出现问题,如北极地区的永久冻土已开始解冻和融化。长期封存在冰层下的甲烷气被大量地释放到大气中,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为强烈的温室气体,这同样加剧了气候变化的趋势。

 

   上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吸引了越来越多政策制订者的关注,他们迫切地呼吁世界各国尽快地转变当前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2007年曾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道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主席、印度经济学家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博士说,我们必须在2012年前做些基本的变革,否则气候系统可能变得无法控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呼吁人类关注气候变化的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甚至说,我们必须在203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依据汉森估计,如果人类希望将这个星球的温度维持在文明最初开始的水平、同时也是地球上生命能够适应的水平,那么,温室气体浓度为每百万350颗粒是人类忍受的最高极限。目前我们已突破了这一界限,当前的浓度已达到每百万387颗粒,远高于地球过去80万年最高的浓度水平,并且以每年增加2颗粒的速度上升,而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100万年中,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长期保持在每百万170-280颗粒的水平上。

 

   如此看来,气候变暖的解决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另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气温上升突破一定界限将形成上升趋势,这一趋势一旦形成将不可逆转,假定这样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适应气候变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以“温水煮青蛙”比喻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的困境:气候变化引发的危险可能正在悄悄临近,人类却可能浑然不知,而当大灾难降临时已无法应对,为时晚矣。

 

   气候危机现在已不再是要不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怎样解决和何时解决的问题。大量科学证据显示,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的平均气温已上升华氏1度左右。20多年前,当人们开始关注气候变暖的时候,一般的认识是气温可能会上升1-2摄氏度,随后气温会逐步下降。显然,科学家乐观估计了气候变化的趋势。

 

   现实的景象是,地球变暖的速度远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快得多,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且后果令人担忧。即使气温仅上升1度,那么现有的水文循环系统也会发生紊乱,由于热空气比冷空气能够吸附更多的水蒸气,因此世界范围内干旱和洪水发生的频次将大幅增加。另外,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疾病的流行,许多原来不适合蚊子生存的地区会变得适合蚊子生存和繁衍,而蚊子是传播疾病的主要媒介,蚊子传播的疾病可能超过疟疾和登革热。一些生物也面临减灭的危险,如珊瑚礁和森林将大面积消失和死亡。

 

   问题在于,即使国际社会现在就采取有效的行动,上述令人担忧的情形也难以阻止,也就是说,以目前科技条件,人类是无法扭转气候变化趋势的。考虑到碳排放和由此导致气温升高之间的时间间隔,那么,目前仍未明显减少的碳排放将不可避免地推升气温进一步升高。多数科学家认为,现在唯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拖延大灾难到来的时间,而这也绝非易事。科学研究表明,如果我们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那么本世纪气温还将上升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毁灭性后果恐怕是难以设想的。

 

   国外一些学者将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危害和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等量齐观,因为这两类事件存在一些共性,如难以预料、影响广泛及损失巨大等。以9.11恐怖袭击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对西方文明已造成巨大破坏,未来海平面上升以及气候异常给国际社会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问题是对于气象灾难人类并无充分的历史经验和技术知识,因此,各国的合作以及预先的安排就显得极为重要。

 

   总之,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人类拥有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出现扭转气候变化趋势的新技术。目前,国际社会仍然在努力争取解决气候问题,因为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气候变化引起的灾难将更为频繁和严重,提前到来的灾难会让人类难以应对。

 

    二、解决之难成问题

 

   气候变化难以解决,突出的表现是世界各国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现代经济学为我们理解这些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极佳的视角。如果我们能借助经济学中全球公共物品概念以及“囚徒困境”的模型,那么我们就容易知道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是如此难以解决,而在“最弱链接”和“最优注入”等观点指引下,我们便明白不同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同时也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总是相互指责。

 

   众所周知,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气候问题的解决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有关主权国家签署的国际环境协议来进行,并通过国际合作得以落实和解决。国际环境合作提供的“物品”即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进,是一种类似于国防的纯公共物品,此种物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本质特征。简要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国家对这种物品的消费,这是非竞争性的体现;另外,这种物品所带来的好处无法被它的提供者所独享,这是非排他性的约束。然而,正如前文所强调的,减排温室气体并不是免费的,有时甚至代价高昂。于是,对于这种全球公共物品,各个国家都倾向于从别国减排的努力中享受到好处,而自己不愿做任何努力。结果,这种被称为“道德风险”的“搭便车”行为不仅损害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而且还阻碍国际社会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如果“搭便车”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矫正,那么,有效气候协议的达成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将是十分困难的。

 

   依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物品分为四类,其中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位于两个极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共有物品和俱乐部物品。对于减排这类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道德风险,经济学家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减排问题上主权国家面临的“囚徒困境”表明,如果各国仅考虑自身的损益情况,则各方无法获得合作带来的收益。这个博弈论中最著名的模型向我们揭示出主权国家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时面临的困境,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对于不同的问题而言,愿意参与合作的国家数目并不是固定的,这取决于合作问题的性质。例如,就一些问题的合作而言,五个国家或许就能实现目标,而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100国家的参与都不够。通常情况下,参与合作的国家数目越多,合作就越难维系。有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两难的局面:当合作带来的收益很少时,国际社会能够通过一个自我执行的协议维持全球约200个左右国家参与的合作;而当合作带来的收益很大时,不仅愿意参加合作的国家急剧减少,而且合作本身也难以维系。尤其当合作产生的损益在各国间分配不均或者相同的气温上升给不同国家造成不同损益时,合作更是难以实现。于是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带来实质意义的全球性合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实现的,此时合作的成本会变得非常大。可以说,这种现实和理论上的窘境正是由全球公共物品的特征决定的,它刻画出了当前国际社会敦促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采取行动的现实情形,也描绘出了国际社会正在进行的气候谈判的客观景象。由此我们容易知晓为什么国际社会围绕《京都议定书》后续减排目标的谈判会是如此地艰难。

 

   依照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经典分析,全球公共物品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这种物品的供给有时仅取决于最弱环节的最低投入即所谓“最弱联系”(Weakest-Link),那些贡献最小的国家往往决定着公共物品的可供总量,这是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函数并非匀质同一所致;二是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取决于全体国家的总努力,即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总量需要大量且持久的集中注入,即所谓“最优注入”(Best-Shot)。

 

   国际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成效既和“最弱联系”有关,即与那些拒绝减排国家的排放水平有关,又取决于各国为减排所做的持久努力。因为欲使当前气候变化的趋势得以遏制,就需要各国持续不懈的减排行动和大量的投入,以达到“最优注入”水平之效,而按照“最弱联系”的逻辑,国际社会就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技术优先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因为正是这些国家决定着全球减排行动的成败,这也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

 

   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为例,由于拒绝签署议定书的国家也能从别国的减排努力中获益,因此“搭便车”行为就难以避免。另外,即便减排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搭便车”的行为仍然会顽固地存在,因为“搭便车”的动机并未消除。如果考虑到现实中的《京都议定书》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的,而是对一些国家有利,对另一些国家不利的,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气候谈判之症结。总之,气候合作的重要问题并不是监督协议的遵守, 而是如何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因为如果“搭便车”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那么 对协议的遵守就水到渠成,不再成为问题。

 

   正如我们强调的,保护全球环境、减缓气候变化本身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在供给方面总是存在着动机不足的问题,难以矫正的“搭便车”行为削弱了参与者的合作意愿。特别是,当全球减排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减排损益在参与合作的国家间非均匀分布时,富有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三、认识不一成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者和社会公众开始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因为有媒体披露气候研究者有故意操纵数据以博取公众关注的嫌疑,这一被冠以“气候门”的事件说到底就是,气候是否真如科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正在变暖,是否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认定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判断。

 

   一般认为,气候变化是指世界范围内温度的上升和风暴活动的增加等,是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趋势。尽管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如人工施雨等),但气候类型长期改变是由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已成为科学界的一种共识。显然,对于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一种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才能得到最终解决,世界各国就减排温室气体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以及为此正在进行的艰苦谈判都表明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问题的坚定决心。

 

  目前,科学家在气候变化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一致,争论的仅是一些小的细节问题。不容否认,科学家们在稍早一些时候的确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存在争议,这些问题包括地球是否正在变暖,是否认定人类活动是罪魁祸首以及气候变暖是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等等。尽管精确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尚无法实现,但人们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已达成共识。各国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众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一致认为人类是造成这个星球越来越热的根本原因,得出这一判断是无数科学家长期研究探索的结果。联合国20年前创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其初衷也是希望整合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让他们研究和综合有关气候变化的各种科学结论。自从1995年起,这个委员会不断发布科学研究报告,谨慎地提醒和明确地警告气候变暖是危险的,而这正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在2007年11月发表的报告中,他们用更为精准的措辞将人类对气候的影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称“始于20世纪中期可观测到的全球气温上升”“非常有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而“非常有可能”是指有超过90%以上的可能,这几乎和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结论一样地肯定了。

 

   如果科学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那么多数科学家会认为IPCC是个过于保守的机构。IPCC最新的报告综合了之前的研究数据,得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结果,特别是正在北极圈发生的变化。2007年夏天,北冰洋的冰开始溶解,尽管每年夏天它都要溶解一部分,但这次不同,因为在当年9月底,北冰洋的冰比往年同期减少25%,这是过去不曾发生的。2008年夏季,许多冰块开始融化以至于北极圈形成西北和东北两个通道,我们甚至可以绕北极在开放的水域进行环航。而根据几年前计算机模型得出的预测,这样的事情要到本世纪末才会出现,这使得那些最初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如此令人不安的事实面前停止了争论。

 

   尽管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能够很容易地采取相同的行动,因为国际行动的实施需要各国政治家们来决定。另外,对于气候变化如此复杂的问题而言,仅靠国际组织的呼吁和各国政府的行动还不够,公众的觉醒和积极参与也很重要,特别是那些政党轮流主政的国家,争取选票以及公众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了。2010年初,由于一些国际组织在发布有关气候问题的报告中出现瑕疵,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出现了左右的摇摆。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组织的一项联合调查发现 ,从2008年以来,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骗局或科学阴谋的美国人增加了两倍,从7%增加到16%,而另外13%认为即使气候在逐渐变暖,那也不过是地球的自然演化,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些数据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敏感和关注,同时也说明国际组织和学术界对气候变化公布的任何报告和数据都需要特别的谨慎。但无论怎样,我们仍然接受绝大多数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判断,特别是2010年7月独立的英国和美国科学研究小组对“气候门”事件澄清的努力都再次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全球气候变化是人为活动的结果。正如世界银行《2010世界发展报告》中强调的,气候变化是个不争的事实,气候系统正在变暖是“不含糊的”。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当前气候变化争论中三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些问题既有当前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包括气候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还捕捉到一些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我们希望对上述问题的解释,梳理当前学术界围绕气候争论的实质,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政策选择,同时澄清一些流行的观点和主张,希望本文的讨论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气候变化全豹的效果。

 

   当前,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问题正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毕竟,仅靠个别或少数国家的减排努力是无法解决气候问题的,更不可能扭转气候变化的趋势。一方面,气候变化与每个国家都密切相关,其解决的正式途径只能是通过各国签署国际协议如《京都议定书》来体现,由国际环境合作来落实;另一方面,国际间达成减排协议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各个国家减排行动的支持。因此,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减排行动需要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保障和推进。对此,我们强调了减排和适应的含义、特征及演进,因为无论是减排还是适应都必须通过各国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体现、保障和落实。

 

       学术界围绕气候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折现率和不确定性等问题上,而对这些基本分析概念的讨论已经触及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若干学科的基石。例如,正是通过折现率,我们才能把未来的损益状况和当前的情形进行对比,籍以对当前的政策进行抉择,离开了折现率,我们关于未来的所有讨论将不复存在。与气候变化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比较而言,更令人难以处理的便是未来气候灾害到来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大量记录显示目前极端天气出现的频次和影响的范围都有扩大的趋势,这种不确定也增加了我们应对突发气候灾害的难度。总之,由于气候变化过程本身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气候变化政策的制订也离不开对未来各种情况的估计和风险考量,无论是当前进行的减缓投资,还是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考虑,都离不开折现率的取舍。因此,折现率和不确定性是理解整个气候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制订气候政策的理论依据。

 

       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最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也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大热点问题,国际一流的经济学期刊最近几年都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界对这一复杂又重要的全球问题正保持着日益增长的研究态势,相关的研究成果正在改写和充实着今天教科书的内容。气候变化不仅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以及分析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政策的制订和实践也提出许多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之复杂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折现率、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等基本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而如何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以及理清气候政策、折现率以及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政府层面,无论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还是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制订出相关的政策文件加以应对。尽管气候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存在许多障碍,但这并不能阻止国际社会解决气候问题的决心。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探讨折现率和不确定对气候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中大国制订相应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抓紧制订具有操作性且前瞻性的减缓与适应政策不仅迫切而且十分必要。瞻望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面临来自国际的减排压力将越来越大,而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减排和发展的矛盾将愈加突出。考虑到目前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积极探讨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具有重要意义,而提炼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不仅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而且还能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实践提供灵感。我们也相信,来自中国的研究结论和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必将丰富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发表时删去原文图表及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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