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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Jeremiah.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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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世上或无“温州模式”  

2011-10-15 01:04:45|  分类: 中国金融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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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或无“温州模式”

文/杨国英


  迄今为止,对“温州模式”能否持续,形成终极拷问的事件,共有两次:一次是当下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货的“假冒伪劣”。

 

  1个月时间,多达近30家企业老板的逃亡,并由此导致高达万亿元贷款链条的可能崩溃。这场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地震,与20多年前温州货因“假冒伪劣”,而使温州产品在全国无人问津,其严重性可堪一比。只不过,20年多年前的产品质量危机,最终由1987年杭州武林广场的一把大火,重新点燃了国人对温州的信心,温州经济在此后10年,持续保持着近乎全国两倍的增长,“ 温州模式”的不败神话持续在上演。

 

  但是,在当下高利贷的严重冲击下,温州还能一如既往地涉险而过,继续上演“温州模式”的不败神话吗?

 

  这显然不可能。即使逃亡在外的老板,在地方政府的维稳号召下,陆续返回温州;即使从紧的信贷闸门,能够对温州部分企业网开一面,进行应急式输血;即使温州老板们,能够丢弃自身的投机性,远离高利贷的诱惑……均难以扭转温州经济下行的颓势,更难挡“温州模式”消逝的命运。

 

  事实上,当下温州老板逃亡潮的引发,高利贷仅是最后一根稻草。隐身于高利贷背后,造成本轮温州企业倒闭潮的频现,更为本质的因素,却是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产业升级的迷茫,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对缺位。

 

  这些结构性的困境,显然无法一朝一夕予以解决。而这些阻碍温州经济前行的瓶颈,仅须与“苏南模式”样本的苏州进行比较,其弊端就会一目了然,其严重性即会突显。

 

  就创业要素成本的企高而言,虽然温州在工业土地、电价、水价、税费等方面,并不比苏州高出许多。但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的创业成本,温州却高出苏州一大截,其食品价格高过苏州近 30%,商品房均价更是早已突破两万元,高出苏州逾一倍。而之于高利贷普遍横行的温州,其创业资金成本之高,更令苏州望尘末及。

 

  再论产业升级的迷茫,我们从温州老板辗转全国各地,频繁不断的炒房、炒煤、炒蒜等,即可见其实业的虚枉之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例,苏州早于10年前即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4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企业近两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为产业转型标志之一的专利申请量,2010 年温州才刚刚破万,仅占到同期苏州专利申请量的15%。

 

  正是之于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引导的相对缺位,以及温州民营经济粗犷生长的野蛮基因,才造成当下温州的上述两大窘状。在地方政府层面的筹划方面,温州要比苏州逊色许多 ,苏州早于2004年前后即启动“腾笼换鸟”战略,以为当地企业的转型、升级挪腾空间,而温州在这个环节上却明显言急行缓。再以基础设施的投入比较,近10年温州在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 ,仅占到同期苏州的1/4。而就产业园区规划的前瞻性,以及助推其成长而言,温州更是被苏州拉下许多,现今为止国家级开发区温州仅有1个,而苏州已多达8个。此外,苏州早于2007年就已成立百亿规模的官办创投,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高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之中,而温州却迟于去年才设立5亿规模的官办创投基金。

 

  我们今天对温州政府“相对缺位”的质疑,却历来作为“温州模式”的灵魂受到推崇,在30年前更是赋予了温州无与伦比的力量。彼时的温州,以地方政府放手、不干预为特征,给予民营经济大胆尝试的空间,并创造了全国诸多经济领域的第一-----1982年,温州个私企业超过10万户,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总数1/10;1983年,全国第一座专业市场,在温州正式成立;1984年,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在温州集资兴办;1987年,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制的地方规章,在温州诞生颁布......

 

  这种大胆放手的“政府缺位”,之于长达30年的封闭计划经济,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开明之举,亦极符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正是对民营经济的不干预,激发了温州人的创业豪情,使温州经济一度引领全国之先,温州因此成为全国“自由经济”的圣地,“温州模式”的关健释义亦由此而来。

 

  但是,时过境迁,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难以保证温州经济的持续辉煌。在温州民营经济引领改革开放20年后,随着全国各地普遍的开放搞活、招商引资,“温州模式”的优势不再彰显 ——亦即是说,“温州模式”在政府的放手、不干预下,给予当地民营经济的宽松氛围,在赢得改革开放的早期优势,以及其后由惯性导致的高速成长后,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层面,温州已不 占据任何优势。

 

  2000年前后是温州经济下行的节点,其时为了平缓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陆续推行了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并于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2 月发布《非公经济36条》。这些政策的全面实行,直接引发了直至200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机制之于全国已没有边界,温州过于放任的“自由经济”亦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优势。相反,在这一轮经济赛跑中,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大为逊色,其GDP增速仅为10%左右,与全国GDP的平均增速基本持平。

 

  但是,在2000—2008年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苏州的GDP平均增速却高达15%,超出温州的一半水平。这与此前10年两地的经济增速,形成了极为明显的背反效应,1990—2000年,温州GDP从78亿元升至828亿元,增加了10.6倍,而同期苏州GDP仅增加了7.5倍,温州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高出苏州40%。

 

  温州与苏州在上述两个阶段增速的背反,当然与2000年之后苏州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温州民资的大量外流有关。为此,学界曾用“骨肉”之喻,意指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苏州“国富而民穷” ,而民营资本活跃的温州“国穷而民富”。但是,这显然是感觉之辞,事实上,随着苏州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其与温州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正在缩小——2000年,苏州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9272元,仅为同期温州的77%,但是这一差距在2010年却已缩小至94%,几可忽略不计。

 

  温州与苏州在“国富”层面差距的持续扩大,在“民富”层面优势的持续减少,与其实业之根的日渐悬浮有关。而这种实体经济的扎根不深,一旦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幅减少的外需、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难以为继。与苏州迄今已有年产值逾百亿的企业,高达100家相比,温州尚不足10家,而年产值过千亿的产业集群,苏州已有近10个,而温州仅有1个。

 

  缺乏大型企业、产业集群支撑的温州,在本轮欧美债务持续所导致的外需大幅减少,以及通胀高企生产成本加剧之下,必然会选择匆促突围。当这种突围方向迷茫的心态,一旦与温州老板普遍的投机心理、当地官权谋利的冲动相结合,则“满城尽是高利贷”的闹剧必然会发生。

 

  虽然,在从紧货币政策、民间金融受管制的大背景下,高利贷早已成为放之全国的普遍现象,但以温州高利贷的利率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波及之深而论,绝对可以冠全国之最。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企业倒闭潮、老板逃亡潮的悲剧,最终会选择温州来为高利贷背书。

 

  当然,本轮由高利贷引发的温州悲剧,在各种救急政策的出台之后,其短期阵痛定会受到抑制,部分企业的高额债务亦会受到重组、民间金融的管制亦会逐步放开、温州老板亦会反思自身的投机心理。但是,即使如此,温州经济却难在短期内彻底恢复,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亦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政府在产业层面的规划、布局和实施能力更难以在短期内具备,而所谓“温州模式 ”的神话,却可能就此灰飞烟灭。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均与特定的政经环境密切相关,“温州模式”之所以能领风骚20年,亦与改革开放初期差别化的政策试行有关。但当这种相对独有的政策优势不再,而中国经济却迎来新的转型期时,“温州模式”却不能与时俱进,必然难逃夭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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